wenxiumeng

梁国钧掌握的数据是:解放初期中国主要流行的性病是梅毒，占到60%左右;而到了现在，艾滋病又“太有名”，还容易致死，因此人们常常忘了性病还包括淋病和梅毒。
　　
　　不过这种距离感很快就会被直观的中国性病图谱打消。在图谱中，梅毒是一条陡升的曲线――梅毒的增长幅度很大:自1979年我国再次报告梅毒后，报告病例数逐年增多。在1993年到1999年之间成倍增长，年均增长85%，2000年全国梅毒报病数为80181例，是1993年的40倍。
　　
　　2000年我国8种性病的构成已发生改变，其中淋病第一，占33.25%，梅毒位居第三，占9.33%。在1999年以前，我国性病的流行就基本以淋病为主。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性病研究所梁国钧记得，1977年湖南出现一例男性淋病患者，这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结束了1964年中国宣布“基本消灭性病 ”后十几年的无性病历史，性病由此迅速蔓延。梁国钧说，“那时连我们学医的都没有学过性病，那个经常往返于广州与长沙两地的湖南人，最初被确诊为尿路感染。但用了一段时间的常规药物治疗后，医生们觉得有些不对劲了。一个年纪较大的医生推断是淋病，但是没有相应的技术手段支持他的说法，最后请出一位解放前曾看过性病的老大夫，老大夫反复看了片子后才一锤定音。”
　　
　　性病流行谱充满变数。王千秋说，2001年前3个季度全国NGU(非淋球菌性尿道炎)的报告病例数已超过了淋病，位居第一位，这几乎也反映了2001年整个的趋势，而在2000年，天津、广东、广西和海南等省市的NGU的报告病例数就已经超过了淋病，位居第一位。
　　
　　新的排序是;NGU、淋病、尖锐湿疣、梅毒和生殖器疱疹等。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戴志澄指出，性病已经跻身为我国三大传染病之一。
　　
　　疫情蔓延是全球性的。50年代的美国与全世界,梅毒和淋病是仅有的两种重要性病,其他种类性病几乎只在娼妓中发现。然而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间,性病流行已经从两种扩大到二三十种。有些情况已经严重到以前只能在娼妓与嫖客中发现的性病,现在也在一般年轻人中普遍出现。有一个数据说,淋病以及其他性病的感染率,在15岁到19岁的年轻女性中保持最高。在我国的性病发病年龄也逐渐呈现低龄化趋势，媒体报道说，正值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以无业、中专职校及大学生为主)发病率约占总数的30%。
　　
　　“性”化社会
　　
　　流行病学专家们掌握着性病传播途径的一种社会因素推导公式，根据是男女患者的比例。梁国钧介绍说，一般认为，如果男女比例相似，说明性乱行为已经相当普遍;如果女性比例低于男性，则说明性产业是主要原因，而目前我国性病男女患者的比例是1.4比1――按流行病学的观点，性产业与性乱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无论性产业，还是性乱，都明确地指出了传染源――传染源既包括性病病人，也包括无症状的病原携带者。
　　
　　卖淫妇女――比较无歧视的称呼为“性工作者”，她们是性病传播的核心人群。“核心”体现在她们具有的高患病率上，梁国钧说这个高危人群的性病发生率可以达到15%。核心人群向外传播，嫖客起了一个传播的“桥梁”作用。嫖客及其家属因“经常有此类危险行为”，被归为脆弱人群之列，他们的性病发生率在5 %～8%左右。性病患者的性伴，作为潜在的重要传染源，在性病控制上起重要作用。一个易被忽略的人群是:无症状性病感染者，在维持性病的流行中这个人群起重要作用，尤其是女性，比如70%以上的女性感染淋球菌和衣原体可以无症状。
　　
　　王千秋说:“在我们对门诊的调查中可以看出来，出差在外的和出门打工者就诊率相当高。”北京市性病防治所办公室副主任刘惠介绍了北京市性病投病者的基本排序:在前几位的是个体户、干职人员、无业人员、工人。这些不同的人群患上性病的一个共同因素是区域间的流动。”
　　
　　更多的越轨性行为难免会有更多的感染性病的机会,一项调查显示:在性病患者中,按人口所占比例计算,个体经营者、私人企业主之类的先富起来者位居首位――嫖娼已经成为先富起来的男人们的某种常规行为。王千秋说在国外还有一个有趣现象，收入阶层不同，所患性病也不同，淋病人群一般为收入较低者，而 NGU则集中于收入较高者。

把这个举起来，我仅知道中国官方就报告出全国落差患者70万！
平均每个城市就有一千人患病，想想多可怕！